最近，一位媒体朋友向我打听：汪海还在吗？
这位媒体朋友所问的汪海，是青岛双星集团第一任老总，也曾是化工行业乃至全国赫赫有名的人物。
这位媒体朋友问的“还在吗”有两层意思，一是还在不在岗位，二是出没出问题。
其实这位媒体朋友并不负责报道化工行业，也从未报道过化工企业，但他在1988年的首届全国优秀企业家颁奖会议上恰巧采访过汪海，从此就记住了。
这位媒体朋友又感慨：当年那些全国优秀企业家，今何在？
2．
媒体朋友所说的全国优秀企业家，是有特指的。
改革开放前，中国只有国有企业（当时称国营企业），实行的是党委负责制，企业一把手是党委书记。1984年5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扩大了企业10个方面的自主权，即：生产经营计划权、产品销售权、产品定价权、物资选购权、资金使用权、资产处置权、机构设置权、人事劳动权、工资奖金使用权、联合经营权。这就是著名的“扩权10条”。这标志着企业一把手的定位有了一些变化，厂长经理的作用开始变得重要起来。这一年也被称为国企改革元年。但企业家这个称呼还没有出现。
又过了4年。1988年4月，中国企业家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等有关单位组织评选出20位首届全国优秀企业家，由当时的党中央总书记亲自颁奖。这20位全国优秀企业家都是当时国内的风云人物，如承包国有企业第一人的石家庄造纸厂厂长马胜利、国内销售量最大的长虹电视机厂厂长倪润峰、首创国企承包体制的首钢总公司董事长周冠武等。来自化工行业的有两位，一位是青岛双星集团董事长汪海，一位是吉林省吉化公司经理霍荣华。
这是建国39年后、改革开放10年后第一次最高规格地彰显企业家这一角色，表达了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诚意。这一事件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史上的标志性事件。
此后，每年评选全国优秀企业家成了“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每年评选出的全国优秀企业家都是当时赫赫有名的人物。
3．
首届全国优秀企业家获得者这一荣誉，让汪海骄傲了一辈子。在向别人讲述自己的经历时，别的都可以不提，这一荣誉非提不可。
首届全国优秀企业家获得者基本上都是国有特大型企业的领导者，但汪海是个例外。他的青岛双星集团即使在当时的全国橡胶企业中也才排“老九”（双星集团原为青岛橡胶九厂），原是生产解放胶鞋的，勉强算个国有中型企业。但汪海当时对国企改革的悟性很高。他看准了，像双星集团这样一个鞋企，不来点惊世骇俗的改革举措肯定是死路一条。而“大胆改革”肯定又要冒极大的风险，弄不好改革举措还没生效，要么企业垮掉，要么自己被拿掉。权衡之下，汪海选择了大胆一搏。他认定当时中国的改革气候容得下一个政府放手不管的国有中型企业一番折腾。
事实证明汪海是对的。从1984年（这一年橡胶九厂更名双星集团）到2004年的20年间，其他国有制鞋企业垮的垮、卖的卖，全军覆灭。而双星的资产总额由不足1000万元增加到48亿元，增长了480倍；累计上缴利税总额近30亿元，相当于在没有向国家伸手要一分钱的情况下，向国家上交了300多个当年的橡胶九厂；销售收入由近3000万元增加到60亿元，增长了200倍；出口创汇由175万美元增加到8000万美元，增长了45倍。双星一跃成为国内最大的制鞋企业。谈到这段改革经历，汪海提炼了一连串的“第一个”：第一个偷着卖鞋下海进市场，第一个走上横向经济联合之路，第一个自行组织商家订货会，第一个构建起自己的营销网络，第一个获得自营进出口权，第一个以企业名义到海外召开新闻发布会，第一个获得了全国驰名商标，第一个成为鞋业上市公司，第一个创出了中国人自己的名牌，第一个通过国家ISO9000质量体系认证，第一个建起国家级技术开发中心，第一个获得国家出口免检资格的企业……久而久之，提炼“第一个”成了汪海的一种爱好。有一次，他领着前来采访的记者参观厂区，指着院中的一尊大型弥勒佛塑像说：“看看，这是我的又一个第一个：第一个把佛教引入企业管理！”
一度，汪海在国内企业界的名气如日中天。到什么程度呢？举两个例子。一个，1998年爆发亚洲金融危机，中央政府提出当年GDP要“保8争10”，各级政府压力都很大，于是纷纷把本地利税大户请来帮助。青岛市几次请汪海居然没请来。无奈，新上任的市长王家瑞（后任中联部部长）只好亲自登门。一见面，王家瑞向汪海一拱拳：“我来拜访山大王了！”另一个，2005年，国内轮胎骨干企业湖北东风（十堰）轮胎有限公司停产多时面临破产，全省上上下下拿不出好办法来。这时，曾担任过青岛市委书记的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后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对手下说：“你们把青岛双星集团的汪海找来！”周围的湖北人既不解也不服气，他一个做鞋的怎么能掺合做轮胎的事儿？再说，湖北的企业也不能便宜了山东呀！但省委书记的话不可违，手下只好把汪海找来。俞正声亲自谈，汪海应了。2005年3月18日，双星集团正式兼并（当时考虑到湖北人的感受，叫托管）东风轮胎公司。当年，东风轮胎重新开工扭亏为赢。由此，汪海由“鞋王”变成了“轮胎大王”，双星也由一家制鞋企业变成了一家轮胎生产企业。
4．
李永金是第二届全国优秀企业家荣誉获得者。当时他担任经理的大连化学工业公司是国内十大化工企业之一，规模上仅次于吉林化学工业公司。大化还是中国最老的化工企业，20世纪30年代由日本人创办。抗日战争中从日本人手里缴获过来的时候，大化已经千疮百孔，当时只简单地做些修补就立即投入到加班加点为解放军做炸药的生产之中。此后，为了适应新中国建设对化工产品的需求，大化用日本人留下的装置，拖着多病的身子不断地超负荷运转。到了1985年3月李永金出任经理时，大化已老得不成样子。印着“昭和十三年”（1938年）字样的中国第一台日产压缩机仍在运转。当年参与建设这座工厂的日本人的后代重访先人足迹时，听说当年老一辈制造的设备还在大化运转，都大吃一惊。摆在李永金面前最紧迫的任务就是老厂改造。按日本专家的意见，最好的改造办法就是把大化全部炸掉重建。但此法在中国不可取，李永金想都不敢想。现实的办法是先把主要生产装置更新。装置更新需要钱。这笔钱大化拿不出来。但大化是国有企业，这笔钱国家可能出，至少国家可以给一些优惠政策，让政策变成钱。而如何说动国家出这笔钱，就要看企业一把手的本事了。李永金就是在这件事上一举成名。
1987年8月，李永金与一批专家经过反复论证，“集体创作”了“为请求尽快批准大化抢救性技术改造方案以解决合成氨系统重大事故隐患给李鹏副总理、姚依林副总理、张劲夫国务委员的一封信”。署名的时候，李永金考虑再三，决定只署他一个人的名字。他的考虑是，这样一封带有威胁味道的信，万一上面怪罪下来也不致牵累帮助出主意的朋友。为此，李永金特意在信中加了一段：“大化一旦发生重大恶性爆炸事故，我个人承担责任事小，给国家财产、企业两万名职工和厂区周围数万名居民造成的直接危害、因大化毁于一旦而使成千上万厂家停产给国民经济造成的损失，实在是太大太大了！”这封信，也许是国内最早从安全环保的角度提出化工企业改造问题的文字材料。可以看出，当时的国有大型企业一把手面临着既要代表国家，又要代表企业，还要代表职工的复杂局面。
在朋友的帮助下，这封信很快就摆到了时任分管工业的国务院副总理李鹏办公桌文件的最上面。李鹏、姚依林、张劲夫等领导同志很快相继在信上做了批示，批准大化进行30万吨合成氨的引进项目，并同意以减税让利的形式解决技改资金来源。得到这个契机后，大化的经营状况、职工生活、工资待遇等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这个老企业因此一度返老还童，效益跃升至全国同行业前列。李永金也因此获得各方好评。
5．
同样获得第二届全国优秀企业家称号的还有郭克礼。
1983年7月的一天，当时的化工部副部长冯伯华把南京化学工业公司总经理戴顺智和副总经理郭克礼叫到南化招待所。他对两人说，总书记已经签发了7号文件，决定组建中石化集团。南化的30万吨乙烯项目单独成立扬子石化公司，并入中石化集团。扬子石化公司要和南化分家了。他看着两个人：你们两位也要分手了。经组织研究决定，老戴到扬子石化任经理，老郭你留在南化任经理。
郭克礼的企业家生涯就从这一天开始了。
扬子石化30万吨乙烯项目是依托南化建设起来的。依托老厂建新厂，建好新厂改造老厂，这一直是南化人的美好理想和奋斗目标。为了建新厂，南化从人员、设计、施工、设备等各方面充分保证，还停掉了自己的几个大项目。现在新厂分家了，好项目、新厂房都带走了，就剩南化这个1935年建的又老又破的厂，别说什么改造，连生存下去都是个问题。分家时，南化人士气十分低落，甚至怀疑国家就是想让他们自生自灭。最困难的时候，有数万职工的南化公司在银行的存款只有4000多块钱，一名职工合1毛钱多点。郭克礼回忆说：“有人给我出了个主意，不要贷款了，把生产停了，反正国营企业国家得保70%工资。可我说不行，我得对3万多名职工负责，对国家负责啊！”
在郭克礼手中，南化没有垮，而且有了发展，最高时一年上缴国家的利税达3个多亿。郭克礼因此在1989年被评为全国优秀企业家、全国劳动模范，成了当时化工行业赫赫有名的“大老板”。
6．
在化工行业的全国优秀企业家获得者中，只有一位女性——当时的重庆中南橡胶厂厂长刘谷音。刘谷音看上去文静瘦弱，说起话显得有气无力，但谁能想到，这是个真正的女强人。1931年，刘谷音出生于江苏盐城楼王镇的一个小商人家庭，15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8岁参加西南服务团干部团，跟随刘邓大军进军大西南，从此在山城重庆扎下了根。她曾满怀激情投身新中国建设，但1957年的反右运动却让刘谷音成了“右派”，遭受了整整21年的艰苦磨难，直到1978年才得以平反。刘谷音担任厂长时已经50岁，身体也不好。让她当厂长，一个重要原因是她是位老革命，当过右派，受过各种各样的打击，扛得住事儿。人们形容当时的厂长，“在厂门里是老子，出了厂门就是孙子”。刘谷音这位老革命也不例外。她走到哪，人们对她尊重有加，但一谈企业所需的资金原料，对不起，没有，自己想辙吧！刘谷音说，好，既然现在不管我们，那以后也别管我们。她回到厂里，在全国最早提出了“找米下锅”的经营思想，一边四处找原材料，一边搞产品的自产自销，慢慢站稳了脚跟，用户由计划分配的80多户扩大到2000多户，产品销售到全国27个省市。到1988年，中南橡胶厂完成工业总产值4亿多元，年均上缴国家的利税从几百万增加到2000万元，相当于每年为国家赚回一个原有规模的工厂。
获得第二届全国优秀企业家称号时我采访她，请她谈谈“获奖感受”，没想到，她一肚子怨气：“开始是橡胶管带行业产品供过于求，我们只得到处求爷爷告奶奶推销产品。后来忽然又产品供不应求，谁晓得，比供过于求还恼火！第一是没资金。我根本没精力干别的，三天两头跑银行，三五万块钱都得开平衡会！还有我们那个厂房，近50年了，几乎大风一刮就要倒。我们要求用自己上缴的利税返还给我们作为贷款，改造厂房、更新设备，两年后产值可以比现在翻两番，再用新增利税还贷，15年不用再改造了。这多好！可是报告打了5次，奔波了1年，就是跑不下来！我也不是盖楼堂馆所，也不要求免税，有什么不可以的呢？人家说，你那么大年纪，事办好了你也早走了。我说我不为别的，就是想为企业办件好事。我就不明白，想办好事怎么就这么难哪！”
7．
全国优秀企业家每年评选20名，持续了4届，到1991年停止，共评出80名全国优秀企业家。
全国优秀企业家后来的命运也各不相同，转型、辞职、免职、去世、出走……不一而足。其中吉化公司经理霍荣华的命运最让人扼腕。他在当选首届全国优秀企业家后不久便升任吉林省副省长。正当人们都以为他前途无量时，他却突患癌症去世，是全国优秀企业家中第一位去世的。
2000年退休的郭克礼的家一直就在南化家属区中。每当公司来了领导，都会提出拜访他。由此，他多了一项“外事活动”：经常陪同来访的朋友参观南化纪念馆。纪念馆中有大量郭克礼当年的活动照片。客人们指点着照片说，老郭呀，你那个时候就是大老板了，可工资才每月200多块。你看看现在的企业负责人，又是年薪制，又是持股分红，没法比吧？郭克礼笑笑，我们那个时候是领着干活的大老板！
退休后的郭克礼心情一度不畅快。他当年挽狂澜于既倒的南化，在他卸任后并入中石化，反倒成了扬子石化的“老弟”。辉煌岁月无人再提，只能留在纪念馆的照片上。
刘谷音在20世纪90年代初离休后，因脑溢血一直瘫痪在床，2012年病逝。她苦心操劳的重庆中南橡胶厂在1997年破产。
李永金后来担任过大连市长，2008年退休。大化于2016年宣布破产。
汪海曾豪言要在双星一把手位置上“活到99，干到88，再补10年差”，但2013年5月6日他按照青岛市委的要求退休。那年他其实才62岁。
我的媒体朋友这样评价当年的全国优秀企业家们——
最大的幸运是，手中所拥有的权力大大超过了他们的前辈。过去企业拆个厕所都要逐级请示批准，而他们当时已经可以决定企业上亿元的投资项目。
最大的不幸是，要忍受改革开放过程中观念转变所带来的各种混乱、冲突。他们更多的时候是要同上级、同行、员工甚至自己本人较劲，这常常令他们痛苦而又无奈。
最大的贡献是，在国有企业转轨变型的混乱过程中，他们保住了本已残破的国有企业，保证了国有资产的增值。
最大的遗憾是，他们苦心经营、殚精竭虑的企业，无论生死，最终和他们一毛钱关系也没有。
